天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科技咨询

　　天博“十四五”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经过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此基础上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以高水平科技咨询支撑高质量科学决策和高质量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和紧迫。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主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中科院学部提出了 12 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内容包括原子能、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系统、火箭、精密机械仪器、新材料、重要矿产资源等经济建设中的综合性、关键性重大理论与技术问题，以及蛋白质结构、生物合成等科学前沿问题。在回答周恩来总理关于“‘十二年科技规划’国务院怎么抓？”的问题时，钱学森等学部委员提出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等“四大紧急措施”，有力支撑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突破。

　　20世纪80-90年代，中科院学部提出了多项影响深远的咨询建议天博。1981年5月，谢希德、张文裕、曹天钦等89位学部委员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4位学部委员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促进了我国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带动了我国科技计划体系的创立。1992年4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罗沛霖、侯祥麟等6位学部委员向党和国家呈报《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推动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3年11月，谢希德、师昌绪、郝柏林等多位学部委员提出《关于“九五”期间建设全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的建议》，建议国家抓住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机遇，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为起点，通过分步实施、逐步推广，建设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

　　从上面的经典案例可以看出，高水平的科技咨询首要元素是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战略科学家学术造诣深厚、科技视野宏阔，是科技咨询中最为重要的“关键少数”，他们的深度参与对科技咨询的成功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在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制定中，由王大珩等组成的仪器规划小组，在苏联顾问的质疑反对中，提出要自研电子显微镜，并在72天内制造出我国第一台电镜。还有谢希德、师昌绪等先生参与多项载入科技史册的重大咨询等等。因此，胸怀国之大者的战略科学家，与闪耀智慧之光的远见卓识往往交相辉映。

　　其次，高水平的科技咨询需要“解渴”的咨询选题。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科技咨询成果，其主题或是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紧迫问题，或是深化国家对科技发展规律认识的重大战略政策，或是需要决策层重视和采取行动的变革性产业技术和新兴科技方向。如关于建设全国性互联网的建议，就是在互联网发轫之初、美国总统克林顿启动信息高速公路战略2个月后提出的，时代的脉动、战略科学家的敏锐和决策层的魄力形成了同频共振。

　　再次，高水平的科技咨询还需要“筋道”的咨询建议。咨询建议是科技咨询的落脚点。如“863计划”就出自四位先生写给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仅一页纸的篇幅，但咨询建议针对性强、鲜明透彻。因此，要把思想转变为思路，建树转变为建言，文章转变为文件，咨询建议不一定长篇累牍，不一定面面俱到，也不一定语言优美，但必须保证决策方向的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组织发挥好战略科学家的重要作用，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科技发展趋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研究国家科技战略，深入研究构建符合国情的科技创新路径，深入研究优化完善科技力量布局，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做出高水平的科技咨询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