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博为电商经济“弄潮儿”注入法治基因

　　天博有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5年间，我国电子商务从业人数从4700万增加至7000多万。这也意味着，电商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今年2月，最高检印发《“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把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作为今年一项重要任务。

　　各地检察机关如何围绕电商行业发展面临的痛点、难点，以小切口做实“检察护企”大文章？记者日前采访了江苏常熟、浙江杭州、北京大兴三个检察院，聆听他们“护企”的履职故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这是经典的腰果花贴布刺绣。”电商主播李某的声音里饱含热情，他正置身于常熟服装城一个直播间，介绍着一款新上架的牛仔裤，还不时与粉丝互动。

　　常熟服装城是我国较大的服装服饰批发市场，目前这里活跃着6000余名电商主播。

　　事实上，李某除了拥有电商主播的身份，还是一名社区矫正对象。此前，他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依法接受社区矫正。

　　2023年3月，常熟市检察院邀请社区矫正对象参加检察开放日活动时，李某在休息间隙不经意地提到：“我直播时间不固定，有时是晚上12点到凌晨2点直播，白天休息。社工的核查电话打过来时，我可能刚入睡……”由于作息时间“黑白颠倒”，李某经常因为直播错过核查信息、核查电话而被社工谈话。

　　本以为就是个闲聊，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该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程婷当场记下了李某的诉求，随后拜访了社工。“我们主要通过电话方式进行核查，多次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认为他可能存在‘脱管’风险。”社工说。

　　这仅仅是个例，还是涉直播电商行业社区矫正对象普遍面临的难题？他们是否还面临其他困难？程婷随即走访了社区矫正机构和从事直播电商行业的23名社区矫正对象，并联合常熟市司法局组织这些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座谈。

　　“经座谈走访发现，李某提到的情况并非个例。”常熟市检察院进一步梳理监管难题后，与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了涉直播电商行业社区矫正对象“监管+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30余名从事直播电商行业的社区矫正对象不仅被纳入线上监管，还拥有了为其量身定制的教育帮扶方案。

　　据统计，常熟市每38人中就有1人从事直播电商行业，涉直播电商行业的社区矫正对象也不在少数。“虽然这类群体占比不大，但为了让他们更好更快地回归社会，监管和服务一个都不能少。”这也是程婷认真履职的动力。

　　对于从事直播电商行业的社区矫正对象而言，除了作息时间较为特殊外，外出从事经营活动也是工作所需。如何在监管与服务间找到履职发力点？今年4月，常熟市检察院积极对接市司法局，着力探索为社区矫正对象外出从事经营活动“松绑”的新举措，共同出台了《常熟市涉电商行业社区矫正对象“监管+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简化社区矫正新业态劳动者跨市县外出审批流程，明确申请方式、外出条件、外出时限及监管措施等。

　　这一新举措带来哪些变化？从事直播电商行业的社区矫正对象外出参加行业展会、看货订货等，只需提前提供店铺营业执照、邀请函等材料，社区矫正机构就会通过手机定位、实时视频等进行查看核实。

　　“将‘监管+服务’理念落实到特殊群体社区矫正中，既是我们依法能动履职服务常熟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也是结合地方实际、找准工作切口落实最高检‘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两个专项行动部署要求的具体实践。”常熟市检察院检察长明文建表示，该院将持续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进一步探索涉直播电商行业社区矫正对象精细化管理模式，助力社区矫正对象更好回归社会，服务直播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

　　5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内，在一场为淘宝直播平台托管主播定制的法律风险课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张某在直播间内与扮演货主、买家、顾客等角色的团队成员，多次设置‘开盲盒’环节，开出高价玉石，诱导消费者购买盲盒，获利超百万元，被判处诈骗罪。”此次授课的检察官来自余杭区检察院。

　　电商平台上的优惠活动不断推陈出新，既为平台吸引了消费者，也成了“羊毛党”眼中的“香饽饽”。利用平台漏洞“薅羊毛”的行为，令不少电商企业感到困扰。

　　“我们最早处理的一起‘薅羊毛’案件发生在2016年。犯罪嫌疑人不仅通过虚假交易进行‘红包套现’，还利用程序漏洞通过多次点击实现‘翻倍提现’。”余杭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陈轶群回忆说。

　　8年前，“薅羊毛”的犯罪手段还较少。如何准确定性“薅羊毛”犯罪行为，成了摆在陈轶群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综合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主体身份、作案手段及电商平台的损失原因等，陈轶群找到了“解题路径”——

　　“该类以‘薅羊毛’为业的犯罪嫌疑人，通过虚构交易进行‘红包套现’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天博，‘翻倍提现’则涉嫌构成盗窃罪。”最终，该案的10余名被告人因构成诈骗罪、盗窃罪，数罪并罚，被追究刑事责任。

　　余杭区检察院还与辖区内的电商企业建立起一系列常态化机制，以便及时接收线索。对于一些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该院会建议企业提起民事诉讼。

　　这样一组数据令陈轶群感到欣慰——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余杭区检察院帮助电商企业挽回3000余万元经济损失。

　　数字经济业态发展迅速，许多新的产业形态和技术在法律上尚未有完全对应的规定，这也造成打击新型犯罪时经常会遇到法律空白或适用争议。对于敢为人先的余杭区检察院而言，对涉电商的犯罪行为，始终坚持依法准确定性。

　　时间回到2016年，余杭区的某电商平台遭遇“撞库”攻击。犯罪分子通过网络收集已泄露的海量用户信息，经过一番操作后，实现绕开计算机信息系统防护措施的目的，发起机器批量访问，造成数万名用户账号、密码被窃取。

　　彼时，“撞库”“打码”尚是新生技术名词，且“撞库”盗号的方式与传统的“黑客”有明显区别。

　　“什么是‘打码人’？‘撞库软件’如何运行？‘打码’行为能否入刑？”余杭区检察院检察官李剑在办案之初，已感到任务艰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手段专业性强，而且办案工作没有先例可借鉴。”

　　李剑多次就涉案技术问题与该电商平台公司技术专家进行沟通，并向由实务、理论专家组建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征求意见，逐渐厘清了技术名词及法律概念之间的联系，明确了涉案程序的运行原理和违法性用途，在全国范围内首次针对“打码撞库”行为以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提起公诉。最终，该案入选最高检第十八批指导性案例。

　　全国首例“打码撞库”案、全国首例“组织刷单炒信”刑事案、全国首例利用“变异黑话”发布违法信息案……“全国首例意味着在案件办理时没有先例可循天博，但没有先例可循并不意味着于法无据，而是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地将目光往返于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通过对刑事违法性的实质性判断，准确认定新型网络违法犯罪的法律性质。”余杭区检察院检察长鲍键说。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北京市唯一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商领域头部企业之一——京东集团就坐落于此。

　　“电商企业的腐败案件往往隐蔽性较高，企业内部腐败人员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来掩盖他们的行为，同时他们也可能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使企业内部调查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京东集团监察部高级总监段秋斌说，该集团已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合规机制。

　　重点明晰的业务廉洁风险地图、完善的反腐败内控机制……这是记者在京东集团采访时听到的一些关键词。“这其中离不开检察机关的促推。”段秋斌告诉记者。

　　时间回溯至2021年，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向京东集团送达了一份《刑事犯罪警示录》——从检察视角为京东集团完善内控机制提供思路，涉及系统数据、制度流程和管理手段等。

　　“相比一般企业，电商企业因其商业模式的创新性和多样性、数字技术的专业性和前沿性、平台经济的商业性和公共性，面临的廉洁风险更加突出。”经过多次前往辖区内的互联网企业实地调研，大兴区检察院发现，除了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商业贿赂之外，电商企业内部人员也存在腐败和舞弊问题。

　　“办好电商平台腐败案件，既是帮助企业正风肃纪，也是对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维护。”2022年，大兴区检察院创新性地搭建了“统筹+办理+总结”新型办案机制——由经济犯罪检察部门负责统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处负责承办具体案件，网络检察办公室负责汇总分析案件特点。

　　这也意味着，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案件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标准进一步予以明确——以职务便利为前提、以资金流向为基础、以财务账簿为核心、以电子数据为支撑、以言词证据为佐证。

　　调研互联网企业的法律风险、对电商企业员工及供应商进行廉洁合规培训……自机制建立以来，这成为该院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处负责人赵雪松和同事们的一部分工作日常。

　　治理电商企业内部存在的腐败问题，如何形成联动效应？赵雪松和同事们开始了新的思考。

　　今年3月天博，在北京市检察院指导下，大兴区检察院联合包括京东、百度、腾讯等850多家互联网企业在内的阳光诚信联盟共同起草完成了《互联网企业廉洁合规倡议》，内容贯穿廉洁合规管理体系从建立、开发、实施，到评价、维护、改进的全过程。

　　“这是检察机关就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问题，推动法律监督向引导和疏导端溯源治理发力的有益尝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时延安认为，“检察护企”，一方面要通过办案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通过带动社会各种积极力量形成“防护网”。

　　电商企业的廉洁合规建设绝非一日之功，检察机关的护航与跟踪问效也将一直持续。谈及今后“护企”的工作方向，赵雪松笑着说：“‘检察护企’专项行动虽然有结束的一天，但我们‘护企’的初心不会改变。”